姜启壮:理想化移情的临床样态及其应对策略

作者: 猫姐 分类: 心理治疗 发布时间: 2019-05-12 18:34

理想化移情的临床样态及其应对策略

姜启壮

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 注册心理师、注册督导师

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 候选精神分析师

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 院长

本文摘自于《精神分析研究》第一辑 商务印书馆

在精神分析或动力学心理治疗的工作中,分析者在分析过程中对分析家的理想化(idealizaiton)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现象。它是指“一种精神过程,经由这一精神过程客体的品质和价值被抬升到完美的程度”【1】。分析者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往往是无意识)地将全部的权力、美好、完美、控制等品质、价值归之于分析家、或者自己【2】,同时依从于这一理想化的角色,往往伴随着另一方的脆弱、无助、依赖等。

笔者在临床中发现分析者的理想化既有可能推动分析进展,促进分析关系建立,也有可能阻碍分析进展、破坏分析关系等。面对这些现象,分析家如何处理才能更好地推动分析的进程而不至于陷入僵局?笔者将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予以探讨。

一. 两种理论模型:克莱因与科胡特

理想化是一种常见临床现象,也是早期人格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心理机制,很多精神分析家讨论过这一主题。其中,克莱因(Melanie Klein)和科胡特(Heinz Kohut)分别提出了他们的理论假设,并发展成最有影响力的两种理论模型,他们同期或者其后的分析家所提出的理论假设有所发展,但是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克莱因和科胡特分别继承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关于理想化讨论的两条不同线索,并做出了重要的发展。

弗洛伊德从驱力和攻击性两个角度来理解理想化。首先,理想化来自于目标受限的力比多投注,可以体现为幼儿对自己性对象的过度评价(overvaluation、over-estimation),这个过程中的理想化来自于对母亲温柔的情感。(Freud, S. 1935)。也可以体现为自恋现象,是力比多对自我进投注的结果,导致了自恋力比多多于客体力比多,因而出现了对自己的放大现象。(Freud, S. 1914)

其次,理想化源于攻击性以及攻击后的内疚感。弗洛伊德在讨论俄狄浦斯冲突的处理、宗教起源的时候都潜在地讨论了对父亲理想化的需要。在儿童对父亲的认同、内化过程中,包含了对好父亲的内化和认同,以及为了处理对父亲的恨、竞争而发展出的对父亲的理想化。弗洛伊德在讨论乱伦禁忌的起源时,假设了原始部落中儿子们杀死父亲后有强烈的内疚,为了消除这种内疚,儿子们将父亲视为神并给予图腾崇拜。这里的理想化源于攻击以及攻击后的内疚感。(Freud, S. 1923 1913)

克莱因:理想化与攻击性冲动

克莱因继承了弗洛伊德关于理想化和攻击性有关的这一线索。克莱因将理想化的发生置于生命的最早期(远早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潜伏期),理想化(原初自我(primary ego)所使用的原初防御机制)源于应对迫害焦虑(死冲动的衍生物、原发的攻击性)的需要。婴儿通过理想化母亲的好乳房(这是部分客体,而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对于父母的理想化,后者是整体客体)来防御被内在的攻击性冲动所投射的坏客体——坏乳房,以避免在心理内部感受到迫害的焦虑。“理想化源自于客体的分裂,乳房好的方面被扩大以防卫迫害性的乳房带来的恐惧。理想化是迫害恐惧的必然结果,它源自于指向无限制的满足的冲动欲望,并以此创造了一个永不枯竭的、丰富的乳房的形象——理想的乳房。” 【3】

当对外部客体的理想化不可得,或者理想化的客体由于过强的迫害焦虑而转化为迫害性的客体时,冲动内投,转而为理想化部分自己(part of the self)。(Klein, M. 1946)

克莱因学派将理想化和投射、分裂、贬低等联系在一起,其背后是攻击性冲动,干预的重点是结合移情的线索,在分析中的此时此地揭示理想化所防御的对分析家的攻击性冲动、嫉毁【4】、恨、竞争等。

科胡特:理想化与自恋性满足

科胡特发展了弗洛伊德理想化与自恋相关的理论线索。科胡特认为存在着一个非常原发性的自恋(primary narcissism, 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科胡特没有力比多投注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原发性自恋),这个原发性自恋和极乐、完美、创造性、力量等有关,是这一切的最初来源。但是,这个原发性自恋不可避免地在教养过程中受到一些损害,儿童会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这样一种古老的自恋。一种是夸大化的(grandiose)自体,一种是理想化的(idealizing)父母。随着儿童进一步发展,这种夸大化的自体可以发展,进入儿童逐渐发展的成人自我,而理想化的父母有可能会被内化为超我的一部分。如果这个发展并不顺利,那么婴儿这一夸大的自体就以一种没有改变的原始方式存在那里,并不断试图实现它。自恋性人格障碍患者,就是在生命早期,自体发展的并不顺利,而在成年后以一种疾病性的方式不断试图这样原发性的自恋,并通过夸大自体或者理想化外部客体进行。(Kohut, H. 1966 1968 1978)

科胡特认为自恋性人格障碍的个体在对分析家的移情中会退行到早期两个自恋受损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需要母亲羡慕、赞叹婴儿的夸大性的自体(科胡特用自大狂(grandiosity)来描述个体对自己的理想化),分析中,这种移情被称为镜像移情(mirror transference),其核心移情表现为,分析者觉是自己是完美的,并需要有分析家的赞赏。第二个阶段是婴儿的自体需要和理想的父母融合,这种移情被称为理想化移情(idealizing transference),其核心移情表现为,将分析家感受为完美的客体,渴望和分析家融合。(Kohut, H. 19661968 1978)

科胡特所代表的自体心理学派根据上述假设,提出在分析工作中,针对分析者的理想化移情表现,干预的策略是允许这个理想化的发生,透过这个理想化,让自体得以修复,并得以和其理想化了的分析家形象产生融合,并被内化。他们认为,如果在临床上通过解释或其他干预方式打断这一理想化的过程,个体将再次遭受伤害。“假如持续的在理想化的自恋力比多的层面上从和分析家的分离的意义的不断的解释伴随着对分析者情感正确共情下被给予,特别是针对那些缺乏的情况,针对分离中他的冷漠和退缩,那么接下来逐渐就会有大量的富有意义的关于当前经验的动力学原型的记忆会出现。病人会记起他童年那些孤独的时光,在那些时光中,他如何试图克服由于和理想的父母分离而造成的碎片化、疑病以及死寂感,以及他如何试图找到代替物。”【5】(Kohut, H. 1968)

二. 理想化移情的四种临床样态

如前文讨论,理想化在临床中有非常复杂、多样的表现,难以一言概之。根据笔者的临床经验,并结合其他分析家的讨论,笔者将理想化移情归纳为四种临床样态——对分析家的理想化、对自身的理想化、对分析家和自身的同时理想化、对第三方的理想化。

下面将分别描述这四种理想化的临床表现、心理动力以及干预策略。我们可以从这些心理动力的理解以及干预策略中看到克莱因和科胡特的理论和干预策略。

对分析家的理想化

分析者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通常是无意识地)对分析家进行理想化。理想化的内容包括专业水平(最专业、最有效)、个人态度(温暖、投入、关注等)、人格魅力,往往伴随着对自己的贬低。这类理想化相较于其他理想化,临床表现最为多样,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讨论。

导致这种理想化的原因非常复杂和多样,对负性移情的防御是最为常见的一个原因。对分析家的理想化移情可能是俄狄浦斯的负性移情(Gedo, J.E. 1975),也可能是前俄狄浦斯的理想化移情。这些负性移情的内容有:在神经症水平的分析者那里(俄狄浦斯式的理想化移情),理想化是投射一个有爱、能给予的父母形象到分析家身上,以此来防御由于对分析家的恨而产生的矛盾情感和内疚。在边缘性水平的分析者那里,一个全然地好而又有力量的对分析家的投射是对一个施虐性的、妄想性的分析家的投射的防御。而在自恋障碍分析者那里,这个对分析家理想化的移情则是将夸大性的自体投射到分析家身上。(Kernberg, O. 1975)

Waska 博士提到,在前俄狄浦斯的理想化移情中,有一类非常显著,是对贪婪、嫉毁的防御,是对占有或者摧毁、贬低分析家欲望的防御。分析者希望和完美的客体融合,需要得到一个完美的客体的情绪滋养来应对迫害性焦虑,急切想抓住一个完美的客体(构成了理想化的基础),但是贪婪导致掏空了这个客体的所有好的部分。(Waska, R. 2003 )

上述这些原因导致的理想化,究其根源,来自于对攻击性的防御,符合克莱因关于理想化的理论模型,因此,对于分析者这类理想化移情的表现,在干预策略上,应将干预重点放在移情的框架下对攻击性以及防御进行解释。此外,分析家保持一个中立而客观的角色,能够去体会和感受病人的嫉毁、暴怒和贬低。而分析家在这个过程的耐心、持续、接纳,以及所呈现出来的现实性和灵活性,有助于分析者内化和认同。(Waska, R. 2003. Kernberg,O. 1975)

此外,这类分析者对分析家的理想化移情也还可能有其他的心理来源,是为了应对丧失、创伤、不成熟的分离等,是为了防御已经被分析者内化为自身一部分的内在客体的创伤性幻灭(Gedo, J.E. 1975)。这类理想化移情的产生是由于分析的情境(分离、冲突等)激发了个体早期的创伤性经验,通过理想化来防御这类痛苦的情绪经验。与前文已描述的理想化移情不同之处在于,攻击性并不是导致分离、丧失的主要心理动力。此类理想化移情的干预重点在于分析家持续的情感在场,并对其痛苦性情绪给予共情性回应。共情和陪伴是干预的重点,而非解释。

对自身的理想化

相较于对分析家的理想化,在现有的精神分析文献中,对自身理想化的讨论显得少而略带混乱。首先,弗洛伊德很多时候用“自恋(narcissism)” 来描述对自身的理想化现象,科胡特用自大狂来描述这一现象,克莱因讨论了这一现象,但是没有给予具体的命名。大多数分析家延续弗洛伊德的传统称之为自恋性移情(narcissistic transference),但是自恋性移情不单单指对自身的理想化。不管命名如何,在临床中,它指的是对自己的品质和价值的一种放大化现象,可能伴随着(也可能不伴随)对分析家的贬低。

正常心理发展受阻是此类理想化的一个普遍原因,即分析者童年早期正常的自恋满足的需要没有得到父母的回应。在分析的情境中,分析者通过退行到生命的早期阶段,来修复受损的自恋满足。(Lachmann, F.M. and Stolorow,R.D. 1976)

在临床中,科胡特称此类移情成为镜像移情(Kohut, H. 1977,1983,1984)。干预的重点在于分析家能够共情性允许分析者退行,并对于其夸大性自体给予共情性的赞赏或看见。(Lachmann, F.M. and Stolorow, R.D.1976,Ortmeyer,D.H. 1987).

对自身的理想化的另一个重要心理动力源自于贪婪和嫉毁。处在迫害性焦虑中的分析者,由于贪婪和嫉毁,迫切需要完美的保护者,当这种力量指向外部的时候,就需要理想化客体,而这种驱力指向自我内部的时候,就变成了对自己的理想化(Waska, R. 2003 )。而将贪婪和嫉毁投射给分析家,此时分析家往往变成了迫害者,成为对自身理想化所要防御的客体。分析者也有可能将脆弱、无助、恐惧投射给分析家。

对于此类理想化的临床干预同样需要放在对贪婪和嫉毁的移情性解释上,同时,在分析工作中,分析家需要承受这些贪婪、嫉毁的投射内容,避免卷入强烈的投射性认同,这些都是关键所在。

临床上区分这两类截然不同的分析者对自身的理想化,需要结合分析者的人格结构、防御机制、客体关系,重点考察其攻击性的来源。科胡特将临床中分析者的暴怒(rage)看作是由于分析家对分析者的共情失败所造成,是童年早期父母共情失败的创伤性反应的重复,而肯博格则沿袭克莱因的思路,认为是原始攻击性的呈现(Kernberg, O. 1975)。

对分析家和自身的同时理想化

与前两类不同,第三种理想化的临床样态表现为,分析者同时对分析家、分析者的品质和价值进行夸大化。根据分析者在理想化的同时,是否有针对第三方的明确的贬低、攻击,可以区分两类非常不同的理想化。

第一类是,科胡特称之为理想化移情(idealizing transference)。分析者通过退行到童年早期的第二个阶段,理想化分析家,并试图和这个理想化的分析家融合。其心理动力是恢复受损的自恋以及与客体连接。分析者对分析家的理想化移情是:你是完美的,而我是你的一部分。

分析者通过理想化分析家,来和分析家达成融合。分析家的干预策略是允许这个移情发生。但是也有很多人讨论到,这个地方的关键并不需要特别地促成这个移情发生,而是这个移情会自然发生。客体关系学派的一些分析家也认为,这个过程是个融合性的依恋(fusing attachment)。自体心理学派认为在理想化移情阶段,分析家首要的任务不是解释这个理想化移情,而是允许这个移情发生。

第二类是,存在着对分析家和自身的理想化,但是往往存在着针对第三方的贬低。这类理想化是为了防御此时此地移情中的负性因素,并将负性因素投射到第三方。这个过程伴随着分裂这个机制,将美好、保护、有力量的分析者——分析家关系保留在自己和分析家里,但是将施虐性的、攻击性的关系投射到分析家和其他分析者、其他分析家和分析之间的关系。这是早期分裂在分析中的移情表现。同样地,克莱因学派认为,针对这类理想化移情,工作的重点在于对负性移情的解释上。

对第三者的理想化

这类理想化表现为分析者对分析者、分析家以外的第三者进行理想化。这类理想化移情的心理动力是将保护的、照顾的、美好的分析家和分析者之间的关系投射出去,而保留了施虐性的、控制性的分析关系在分析家和分析者之间。这是分裂机制运作的结果。其临床干预的重点依然在于对攻击性的动力学解释。

三.理想化移情的临床应对策略

前文所示,关于分析者理想化移情,不同学派有着不同的理论假设及其相应的临床技术主张,而具体到分析者在临床中理想化移情表现的各种样态,又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

下面笔者将根据在临床工作中的两例个案,具体探讨如何识别分析者所表现出的理想化移情背后的心理机制,以及应该如何针对不同的理想化移情开展工作。

案例一.

A女士,30岁,已婚,有两个孩子,在一家企业工作。她的母亲患有非常明显的迫害妄想,并且在分析者者生命早期就已显现端倪。最初她来和笔者工作的原因是因为非常强烈的焦虑,这些焦虑交替地表现为这样两个主要的主题:她认为自己得了某种身体疾病(经医学检查,事实上没有)并因此不断地寻求医生的检查和医治,但是又往往害怕药物反过来伤害自己的身体而不敢服用,伴有躯体症状,这些疾病的种类会不断变化,但是往往都是非常严重的疾病。第二种情况是,她总会感觉到其他人会强迫她去做一些他们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有时也会觉得其他人会摧毁她或者控制她,她因此充满了愤怒。

片段一

A女士第一次来到笔者的工作室,坐下后,她抱怨工作室非常破旧,空气不好,她抱怨到“是不是很久没有使用了”,过了一会,她快速地看了分析家一眼,又直接问“你这么年轻,能不能理解我啊。” 接下来,她告诉我,她觉得前任咨询师非常温暖、非常能够理解自己,治疗已经到了最有帮助、最开始触及她内心的关键点,可惜治疗不得不结束了(这位咨询师因为现实变故,不得不转介)。在随后讨论费用问题的时候,她觉得我非常无情、冷酷、自私。事实上,笔者考虑到其经济状况,采取了非常低额的收费。

在这个片段中,分析者对其前任治疗师以及治疗关系有非常明显的理想化,是对第三方的理想化,同时对于现任分析家、分析关系有非常明显的贬低。严格说来,称其为是对第三方的理想化,并不十分准确。就分析者而言,前任咨询师和现任分析家是其内在部分客体的投射和外化,她将温暖、理解、关注的内在部分客体投射给前任咨询师,而将无情、控制、破旧的内在部分客体投射给现任分析家。伴随着投射和分裂的机制,通过理想化防御其内在幻想中由于她的暴怒、嫉毁摧毁了好的咨询师(咨询师因为变故停止和其工作)所带来的内疚感,同时通过贬低分析家来防御依赖、连接的欲望,避免使现任分析家变得重要,同时通过贬低来表达部分客体所代表的攻击性冲动。这是早期客体关系在此时此地的再现。

考虑到分析者在分析初期强烈的迫害性焦虑,分析家并没有对其防御机制背后的攻击性做出解释,而用共情的方式来回应“我想,你想让我知道的是,失去熟悉的、好的咨询师对你来说是一个多么痛苦、恐惧的经历,而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再次充满了不安和不确定。你希望在这个关系中你可以得到理解、支持,而不会再次经历痛苦而又恐惧的结束和分离。”分析家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如果快速地对其贬低、攻击、内疚等做出解释,会加深分析者的被迫害焦虑。

片段二

A女士在此次工作的开始描述自己最近关于身体的焦虑(此时A女士已经和笔者工作了一年,一周三次,刚刚怀孕),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虚弱,以及没有办法吃进去东西,接着提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给她带来很多恐惧,接着她又开始提到自己非常的焦虑,觉得自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分析家在安静地听她讲,这个时候她问,“你在想什么,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吗?”在分析家还没来得及开口之前,她又说到“你到底能不能和我工作啊。我怀疑你也不知道怎么办。你完全不像XX(在她来找我之前曾和她有过两三次面谈的一个治疗师),他一说话就让我觉得说到点子上,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你到底行不行啊?”

A女士此时处在一个克莱因所说的偏执-分裂态中,她正承受着来自坏母亲、坏乳房的攻击,她害怕她所吸收的食物、药物会在她身体内摧毁她,这个导致了她有进食的困难,这个被迫害的焦虑加剧了理想化一个好乳房的需要,所以她幻想一个胜任的分析家可以通过一句话可以让她豁然开朗,并能从这个焦虑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她将她脆弱、无助、无能的部分投射给当前的分析家,并使得她和分析家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通过投射与理想化第三者,她来勉强应对难以承受的迫害焦虑。此时,仅仅通过理想化分析家,已经无法来应对这个强烈的迫害焦虑,需要同时通过一个理想化一个第三者并且将被迫害的自我投射给分析家,来降低这个强烈的焦虑。此时,干预的重点在于解释其内在客体的迫害性焦虑,以及如何通过理想化来应对这个迫害性焦虑。

片段三

这个片段发生在近期(工作的第三年,一周三次)。在分析家休假三周前的一个月的时间里,A女士开始持续地迟到,并抱怨这个工作没有帮助到自己,自己没有兴趣和分析家继续工作。但是在分析家假期的第一周刚结束的时候,她通过短信告诉分析家,她非常痛苦,她觉得自己灵魂深处的声音是她至少需要和分析家工作一次,分析家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理解她并最能帮助她的人。假期结束、恢复工作以后,她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急于开始工作,相反,她又开始迟到,并且觉得自己不敢投入,原因是“你在我最信任你,觉得这个工作开始帮助我的时候,你抛弃了我。”分析家对A女士说,“我想当你想到我在控制你、抛弃你的时候,这让你对我充满了愤怒,然而当分离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害怕你的愤怒会摧毁那个可以帮助你的那个我,这让你痛苦而又无助,这是你为什么在假期中急于确认我还在,并且告诉我是唯一可以理解和帮助你的人。通过这个,你来确认并没有失去那个好的部分。”

在随后的工作中,A女士进一步联想到,当她想到分析家正在和家人过着愉快时光的时候,这让她非常愤怒,她需要得到分析家的关注而不是其他人得到。所以当她理想化分析家的时候,也在攻击那些夺走了对她关注的人,这其中也充满了嫉毁以及恨。伴随着这些嫉毁、贪婪、攻击被更多地理解和部分修通,在接下来的几次分析中,分析者开始更多地讨论到依赖、信任,在最近一次分析中,她流着眼泪告诉分析家“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说的时候,我流泪了,现在,我似乎可以尝试让你真正进入我内心一点了”。

当分离发生在她和分析家之间的时候,她对分析家的理想化移情增强了,这个理想化移情是对分析家、分析关系的理想化,伴随着脆弱、无助的自己。分离所带来的脆弱,依赖所带来的危险,都唤起了内在被迫害的焦虑以及恨、攻击。对分析家的理想化来源于内疚、修复的冲动、以及诱惑。由于这些强烈的负性情感,阻碍了她和分析家好的部分连接,也阻碍了她对分析家的信任。随着这些负性移情逐步得到理解和修通,分析者和分析家更深层次的连接增强了。

案例二

B女士,29岁,未婚。她来工作的原因是,持续地感到情绪低落、人际敏感,以及难以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她时常地感到被周围的一些重要他人所拒绝、要求、使用,感到没有被接纳、理解、照顾,在自己感觉很糟糕和很好之间摇摆。

在她生命早期,父母离异,她和母亲生活。此后,疏离的父亲,没有给予她足够的情感和生活支持。有经济压力以及情感需求的母亲,有着一定自恋,不断地将目光投向了家庭之外。分析者是个非常聪慧的女性,在非常年幼的时候,已经知道如何得到周围大人的喜欢,并因此在自己很好、以及自己很糟,没有人喜欢和很多喜欢自己之间摇摆。这是典型的自恋受损,和科胡特所描述的自恋性人格非常相似。在和分析家的工作中,所展现的这种理想化移情,在于修复在早期的创伤性情境中由于父母共情性回应失败所带来的自恋受损,根据科胡特的理论,这类理想化需要其展开,而分析家的首要任务是给予恰当的共情。

片段一

这个片段发生在分析者刚刚旅行结束回来,分析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时候。她描述了在旅途中的经历和感受,随后提到了一些特别的感受,“我一个人安静地呆在那里,那么松弛和平和,看着他们在那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只要我自己放松了,不管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我都可以平静而愉快地活着”,随后,她提到了一本读过的书,书里的主人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非常成功。分析者随后提到“未来有很多的可能性,只要我内心真正强大了,有力量了,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尽情地生活。”

在这个片段中,来访者对自己有一种理想化,既有对自己的内在状态的理想化,也有对自己能力的理想化。之所以说是理想化,因为这些状态是分析者在那一刻放大的感受,同时也是因为这个状态的脆弱性。在那一段时间里,她会持续地重复一种模式,在分析的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体验到美好、愉快、连接、活力,而在后面的时间里,开始感受到困意、疲倦、沮丧、失望、隔离等。这个原因非常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分析家和其工作的初期,对于出现的理想化移情往往和竞争、攻击性的关联性做出解释,分析者所做出的反应是,她认为是对的,但是接下来的反应是沮丧,并且不断地打呵欠、瞌睡。这其实重复了她父母,尤其是她母亲忽略、共情失败的挫败,她不得不以一种隔离的方式来处理由于这种共情失败所带来的愤怒。此后,分析家逐渐调整和她工作的方式,开始更多地用科胡特的理论来理解其困难,并做出不同的干预,然而分析者无意识地还在重复过去分析中的情绪反应,她无意识地以为分析家会对其攻击性、排斥、竞争等做出解释性的干预,因为过去分析家往往会在后半段进行这种干预。

针对上述分析片段,分析家过去的干预方式也许会从分析者对分离、依赖的反应来进行解释,揭示分析者通过感觉到自己的美好、能力,来避免使分析家变得重要,并以此来防御她所投射的控制性、剥削性、竞争性、甚至是贪婪的分析家。然而,随着对她理解的加深,分析家越来越感觉到,针对这个分析者,这样一个干预方式会使她觉得挫败、愤怒、隔离。在这个分析者这里,的确在防御一些竞争和攻击,然而她的主要推动力,不是要来摧毁、破坏分析家,而是希望得到分析家的回应、赞赏,通过这个,她来修复早期受到损害的正常的自恋。所以,在这次分析中,分析家回应她的是“感受到平静、独立,相信自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很好,这是个多么愉快而又重要的感觉。”

片段二

这个片段发生在近期。当分析家假期结束和分析者恢复工作时,她在开始的时候就告诉分析家,“在没有和你工作的这段时间里,让我意识到了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只有你才能那么清楚地理解我的感受。我甚至在梦里梦到你,并且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把你记在心里了”,“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像我们这样可以静静地去探索自己,我越是理解自己越多的时候,越是觉得我们内心的想法对我们的影响往往超乎意料。”当分析家听到这些的时候,并没有给予直接的回应,而是在更后面的时候回应她,说“在你这样一些特殊的时刻里,我没有和你工作,你觉得那么孤单。当你把我记在你心里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内在和我对话,这让你可以静静地探索自己。”

这里面有科胡特所说的理想化移情,有着和理想化分析家融合的愿望,但是这个理想化移情已经不再那么强烈,她已经允许自己内化分析家,并且可以在内在和分析家对话,这意味着分析者也许即将迈入科胡特所说的下一个移情阶段——双生移情(twins transference),即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和分析家有更多的共同点,产生更深的连接和融合。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分析者的人格结构、防御机制、客体关系、情绪情感等不同,所展示的理想化也有本质性不同。以克莱因和科胡特所代表的两类理论模型是理解理想化的两条重要线索。前者对于理解个案中的偏执-分裂性人格结构中的理想化有着重要启示,而后者对于理解个案中的自恋性人格结构的中的理想化有着重要帮助。在具体的干预方式上,笔者认为分析家共情性的态度、持续的情感在场、工作中所展示的灵活和包容等都是最为基本的要素,在此基础上,分析家需要仔细衡量人格结构、移情种类、反移情反应等,对于分析者的理想化移情做出是对攻击性防御的解释性干预,或者是连接、融合、修复的共情性回应。

理想化现象广泛地发生在临床实践中,既可能发生在克莱因所说的偏执-分裂心位,也可能发生在抑郁心位,既和投射、分裂、贬低等一系列防御机制密切相关,也和内化、认同、整合等一系列心理机制紧密联系,可以成为准确理解分析者、进行恰当干预的关键,本文试图通过对理想化临床样态和应对策略的讨论,促进更多同行对这一主题产生兴趣与关注。然而限于笔者理论水平和临床实践的有限,以及这一主题的复杂性,难免挂一漏万,存在一些错误。对于在临床上如何更好地区分这两类理想化也还欠缺深入的讨论。

此外,沙尔文、卡尔. 霍尼等精神分析大家对于理想化有着不同于克莱因和科胡特的理论假设和干预策略,碍于篇幅,并未提及。

注释:
1.Laplanche J, Pontalis JB.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NewYork: W.W.Norton&Company Ltd, 1973:202
2.对自己的理想化,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很多用自大狂(grandiosity)来称谓。但是考虑到自大狂并不是一个相对正式的术语,以及很多分析家并没有自大狂来描述对自己理想化这种现象,本文所讨论的理想化现象包括了对自己的理想化或者是对客体的理想化。
3.Klein, M. (1946).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1. Int. J.Psycho-Anal., 27:99-110
4.envy通常被翻译为嫉羡,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其在克莱因理论体系中的概念,更多地表达摧毁的意味,而不是羡慕,因此我将其翻译为嫉毁。
5.Kohut, H. (1968). Th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f NarcissisticPersonality Disorders—Outline of a Systematic Approach. Psychoanal.St. Child, 23:8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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