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中国人的“心病”为什么越来越多

作者: 猫姐 分类: 心理治疗 发布时间: 2019-07-13 10:58

近年来,被各式各样的心理疾病所困扰的人越来越多,由心理疾病所酿成的社会悲剧也屡见不鲜。焦虑、抑郁、恐惧几乎成为这个时代的病症。

国人的心病为何越来越多?我们又该如何找回内心的宁静?我们专访了我国心理治疗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同济大学精神医学教授赵旭东。

赵旭东

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精神医学、哲学心理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委会主任委员,世界心理治疗学会副主席等职。 (邵剑平摄)

治疗是医生与病人共同完成的创作

走进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心理科诊室,两张舒适的沙发和一盆精美的小植物,让整个房间显得格外温馨。

来到这间诊室的病人常常满面忧愁,离去时却面带笑容。尽管要约到赵旭东医生的门诊可能要等上数月,但在病人们看来,只要找到他,就仿佛找到了希望。

作为我国顶尖的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专家,赵旭东的病人中有演艺名人、企业家,也有普通人,甚至还有1岁多的幼儿。

无论是何种社会角色的病人,无论他的病症多么离奇,都能感觉到赵旭东的尊重。常人眼中的荒诞,在他看来都是稀松平常,都不会超越人性。

而在聆听了这些病例之后,赵旭东常常会跟病人一起讨论,然后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引导他或他的家人。在赵旭东看来,“心理医生不是代替病人去决定,不是去操纵与控制他,而是与病人完成一次共同的创作。”

小林(化名)毕业于一所名校,由于能力出众很受领导器重,但获得提升后,小林开始怀疑领导对他不满意,同事们对他有意见,甚至觉得别人看不起他,自己不配担任这个职务,于是他选择了跳槽。可去了新单位,旧事又重演了,只要领导对他表示关注或信任,他就开始对自己没有信心。就这样,他不停地跳槽,内心十分痛苦。

擅长家庭治疗的赵旭东把小林的哥哥约到了诊室,仔细询问。哥哥的一句话引起了赵旭东的注意———小林从小时候起就和妈妈的关系很糟糕,对妈妈一直有一种抵触情绪。事实上,正是因为两岁时的一次心理创伤,小林对母亲产生了矛盾的情感,对母亲既依恋又故意疏离、对抗,使他后来无法与他人建立起亲密的信任关系,造成了他日后的偏执与自卑。

按照赵旭东的要求,他们再见面时,小林带上了全家四口人。赵旭东开始了一次“家庭雕塑”治疗。他先请小林做导演,让全家人摆出自己记忆中家里最美好的情景,接着又让小林摆出他心里最别扭的场景———小林和妈妈拧过头去不看对方。最后,他又让小林摆出他理想中家里最幸福的样子。小林迟疑了很久,走到妈妈面前,紧紧拥抱了妈妈。

自从那次治疗之后,小林很久都没有来过。他告诉赵旭东,自己暂时不会再跳槽了。

不讲大道理,不居高临下地唬人

做心理治疗,赵旭东十分讲究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他的方法常常出其不意。

他曾给一位焦虑症病人布置三个作业,一是写下一百条曾经做过的认为自己是汉子的事;二是写下十条焦虑症的好处;三是写下十条未来三年想做的事。其中第二个作业是一种被称为悖论干预的方法,对有些病人能够起到“以毒攻毒”的作用。

他还会“以书入药”,强迫症和焦虑症病人经常被他要求看蔡志忠的漫画《庄子说》、《老子说》、《六祖坛经》与《禅说》,看完之后,再来与他讨论。

“心理治疗不是喜剧演员的表演,更不是巫术的超自然仪式,必须要有神经科学的依据,要使用科学的思维方法。但如果只有科学不讲艺术,就会变成匠人,就会把病人看成机器。要想使病人的内心发生积极的改变,这个过程必须因人而异,量体裁衣。”赵旭东说。

因为坚持因人而异、量体裁衣,赵旭东不会轻易给病人贴上标签,开几粒药物或说几句话就匆匆打发病人。从医33年,他一直记得自己的老师袁德基教授说过的话:“看病要像绣花。”

赵旭东看病,是50分钟一个人。在国内,这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国内医疗机构精神科大都没有这样的条件,来多少看多少,一天四五十个人,没有太多时间问病史。当无法与病人好好沟通时,最简便的方式,就是使用药物。”对当前医疗界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赵旭东也觉得非常遗憾。

赵旭东坚持“像绣花一样看病”———要和病人探讨细致的内心体验和生活历程,全面判断人的人格特点、并发症及社会功能关系等,用耐心,怀着同理心去理解病人、帮助病人,而不是讲大道理,也不是居高临下地唬人,更不是充当施舍的角色。

“就是要做些事,让人开心”

与精神科结缘,对赵旭东来说是个偶然。

1978年,16岁的赵旭东考入昆明医学院。读大三时,有一次在哲学课上老师讲了两个小时的医学心理学,他听得十分入迷,课后他就问哲学老师,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心理医生。老师告诉他,中国现在没有心理学,如果你想从事这行,应该当精神科医生。当时,根本没有人主动愿意当精神科医生。赵旭东却觉得,精神科无人问津,恰恰说明有心理疾病的人更加需要帮助。

本科毕业留校后,赵旭东所在的医院还没有恢复在特殊年代关闭的精神科,无奈,他选择了最接近的神经科。那时,神经科病房里大都是中风、脑炎等病人,但有时也会收精神有障碍的病人。他在门诊中发现,由于没有精神科,有不少来看神经科的病人其实就是精神科的病人。

1988年,赵旭东从华西医科大学硕士毕业,他和同事们在昆明城乡结合部的一家农民旅馆五楼,开起了全国最早的开放式精神科病房。那里没有铁门,没有窗户铁栏杆,16个床位,5个医生。当时,华西医院虽已有开放式精神病房,但只收治神经症患者,而他们的科室因收治精神病患者而病人络绎不绝,开始的两年,病床要排两周的队才能等到。

两年后,赵旭东远赴德国,在海德堡大学跟随家庭治疗的两位著名心理治疗专家,学习当时在中国还无人知晓的家庭治疗。

赵旭东坦言,在头半年里,他经常坐在治疗室隔壁的单向玻璃后面打瞌睡,因为他当时的德语水平根本不足以听懂心理治疗的谈话。三年时间里,他在研究所的资料库里观看了大量的治疗录像资料,学成回国后他将纯正的家庭治疗带入了中国心理治疗领域。

为了将德国成熟的心理治疗模式引进中国,自1996年起,赵旭东成为了“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的中方创始人万文鹏教授的助手及中方协调人。近年来,“中德班”成为了我国心理治疗领域最受欢迎的项目,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心理治疗师。

2008年,赵旭东在“世界心理治疗大会”上获得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奖”。面对同行们的祝贺,赵旭东却十分谦逊,他说荣誉越多,自己反倒觉得如履薄冰,必须用一种更加认真、谨慎的态度和病人打交道,绝不摆架子,摆腔调。

“我的导师当初问我,你为什么会选择做这行?我说,这世界上,不开心的人太多了,我就是要做些事,让人觉得开心,觉得好玩。”一晃三十年,赵旭东不改初衷,他经常对病人说的话也是“你来时愁眉苦脸,五十分钟过去,你现在满脸笑容。我很满足”。

心理疾病的“元凶”比想象中复杂

解放周末: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似乎越来越常见,尤其是被抑郁症、焦虑症困扰的患者似乎越来越多。作为心理医生,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赵旭东:描述心理问题的新名词确实层出不穷,人们似乎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些蛛丝马迹,但我觉得不能将心理疾病妖魔化,造成“人类已疯狂”的心理错觉。

人们之所以感觉到患有心理疾病的人越来越多,其实也有疾病分类细化的因素在里边。我上大学的时候,心理疾病的诊断类别分类是较为粗糙的,我只要背8到10类病就够用了。那时候,精神病学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教材,还被放在内科教材里。但根据现在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18大类里还能细分出两百多种病。根据美国的标准,甚至连咖啡上瘾、吸烟上瘾都是有疾病分类编码的。

其实这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方面不断有新名词、新理论出现,让大家对心理问题更加重视;但另一方面这种病理学化、缺陷取向的精神医学也会激起一部分人的恐惧。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引起警惕的。

你刚刚提到的抑郁症与焦虑症近年来得到了许多人的重视,大家对这些疾病的了解和就诊意识都比过去强了,但有一种逐渐增多的疾病还没有受到大家的关注,那就是双相障碍。双相障碍也就是躁狂抑郁症,过去被诊断为双相障碍的患者比较少,我们就会有一种错觉,认为这个病在我们国家不多见。但实际上,很多双相障碍的患者因为躁狂比较轻微就没有被视作病态,而是轻易地被诊断为抑郁症。

解放周末:双相障碍也好、抑郁、焦虑也好,这些困扰人们的心理顽疾背后究竟有哪些复杂的因素?国人的心病究竟为什么越来越多?

赵旭东:原因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主观因素之一就是刚才提到的分类标准细化和诊断标准放宽。此外,人们的求助途径也发生了变化。就拿抑郁症来说,并不是现代社会里突然冒出来很多患者,只是在以前,我们把这些情绪的变化当作是人生常态,而不是一种病。中国过去是没有心理学家的,谁也不会想到心理问题是需要专门的医生来治的,大家习惯了碰到问题就去找家长、找朋友、找领导。甚至有时候,向别人吐露这些心理问题还会被认为是个性怯懦、心胸狭隘。但现在,心理问题可以摆上台面来讲,可以正大光明去向医生求助。

解放周末:客观因素包括哪些?

赵旭东:首先,现代社会中,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大脑和身体承受的负荷很重,人常常处在应激的心理状态中。当一个人每天被各种事务包围,忙着回微信、回电话、回邮件,同时处理好几件事情,这种共时性的平行处理———也可以说是“多任务模式”,对脑力的压迫其实是很大的。加上睡眠时间的减少,会进一步造成身体的疲劳。

其次,环境的恶化也会对神经系统造成压迫,从而对人的精神层面造成影响,可以说,我们每天吃的、喝的、吸入的污染物都会影响大脑功能。

另外,人均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也是精神疾病发生率增高的重要因素。大家更多关注的往往是年轻人尤其是学生群体里的自杀事件,而老年人群的精神卫生状况被忽视了。据统计,在我国自杀人群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但他们往往“走”得悄无声息。

还有就是我国人口结构的改变,对精神科就诊率的提高有直接影响。过去我们熟知的社会人口结构呈金字塔状,而现在,基本的家庭结构变成了“4-2-1”,也就是两个中年人抚养一个孩子并赡养四位老人。我们的精神科门诊现在的常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处理“4-2-1”结构中的“2”,也就是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他们的精神压力很大。除了要养家糊口外,夹在中间的他们还要负责维护和调节两边家庭的人际关系,这常常是他们要面对的一个“大难题”,这当中就引发了许多心理问题。这种家庭结构中,“1”代表孩子,现在二孩政策开放后,1可能也会变成2,这一群体其实也面临重重压力。

很多人也许不会想到,生物医学的进步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心理疾病的增加。像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些医学手段比如器官移植、人工授精等,在帮助人们延长寿命、达成生育心愿的同时也存在着出现心理排异的风险。所以我认为,在处理这些过去不曾发生的心理问题的时候,要格外地谨慎和细心。

每个人都应该学一些自我净化心灵的方法

解放周末:很多时候人们会对自己是否需要寻求心理帮助产生疑惑。对普通人来说,如何鉴别自己心理问题的程度呢,到了什么地步需要求助心理医生?

赵旭东:我曾把人的心情比作一道彩虹上的七色光谱,因为它们都有不同的亮度和色彩,互相过渡、交错,并没有明显界限,最边上那条才算是病态。俗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比较轻的程度就是感到一抹淡淡的忧郁,有一点想不开或是患得患失的情绪。

到了中度,就是生活中遇到麻烦了,如不期而遇的创伤引起应激反应,有一段时间整个人都“蔫”了。大多数人通常是采用自我说服、转移注意的方法,或是向家人、朋友寻求一定的帮助,但有些人可能“走”不出来,其实到了这个程度就可以去找专业人员咨询。

解放周末:现在从事心理咨询行业的人越来越多了,这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遇到心理问题究竟该找谁?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大夫有什么区别?

赵旭东: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其实总的来说,有四类人能提供不同层次的心理帮助。

第一类人就是社工。这在港台地区和国外比较常见,属于一股非常重要的社会福利和民政力量。

第二类人是心理咨询师。他们是在医疗机构外,为人们在广泛的生活中遇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时提供心理帮助的,这一类人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今年初听说达到了90万人。但根据我国规定,心理咨询师没有处方权,并不能进行心理治疗。

第三类是临床心理学家。这在国外比较常见,他们通常学历很高,有心理问题的诊断权,经过专业训练,能处理复杂的心理问题。大体来讲,他们所处理的问题都具有病理性质,角色和精神科医生相差无几。

第四类就是精神科医生,他们的权力最大,管的范围最宽,既有诊断权,又有处方权,还应该会做心理治疗。不过,心理治疗并不是我们国内精神科医生的强项,造成许多病人一想到精神科医生就下意识反应出:你要给我吃药了。关于这点,我们正在努力改变,逐步提高心理治疗的重要性,和服药治疗配合起来。

解放周末:您经常要面对病人的负面情绪,再加上忙碌的工作,您自己平时是如何化解压力,管理自己的情绪的呢?

赵旭东:我们看病的过程强调和病人互动,通过共存共在来深刻理解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医生自己就会被消耗,而光放电不充电是会枯竭的。

我个人习惯把遇到的这些事情在脑袋里上升为理论问题,当作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去琢磨,而不是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我总是愿意在遇到麻烦的人身上看到他的变化,我不会刨根问底地去扩大他的苦难,而是要想办法扩大他们的快乐和幸福,力所能及地帮他们实现愿望,这是我工作最重要的动力。

其实我在德国的老师和师爷都有医生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所以我自己也常常在看病遇到新问题的时候思考,如何能够应用已有的知识,或命名一个新概念或者产生理论,常常是带着一种学术兴趣,把病人的痛苦、愤懑思索一遍。我心中盼着哪一天也能够摆脱俗务,做一个哲学家。

当然,我自己平时也会过普通人的生活,也有文学、音乐和体育的享受,和亲戚朋友在微信群里聊天、吹牛。接地气的生活方式也是自我调节的重要一环。

解放周末:您除了教医学心理学,还在同济大学教授哲学心理学。哲学是教人如何思考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您能给被心理问题困扰的人一些建议吗?

赵旭东:中医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每个人都应该学一些自我净化心灵的方法。现代人往往缺乏心平气和的自我思考,我们总是怨天尤人或怪这怪那,功利心、得失心太重,对未来的忧患太多,其实有很多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个人保持内心宁静、内心净化的一个方法就是阅读古今中外的哲人书籍、专业文献,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不会太纠结于眼前的一些评价标准。思想上的自由与升华会带来情绪上的舒缓与安宁,焦虑、忧患就都少了,大家都心平气和了,外界的环境也就宁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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